推選答案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評介 劉進寶 原刊《2008敦煌學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通訊》 由榮新江教授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著錄了德國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MPK）、英國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Branch）、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圖書館（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Ges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等機構收藏的吐魯番岀土漢文、回鶻文、藏文、蒙文文書。著錄項目有新舊編號、題名、語言、尺寸、行數(shù)、殘缺情況、年代、有關內容的提示和說明，最后是用縮略語的方式登錄前人有關該文書的著錄、考訂文字或圖版所在等。 全書的目錄是： 總前言 歐美收藏卷前言 凡例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Ch編號部分）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Ch/U編號部分）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U編號部分）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原藏于Mainz科學院部分）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Tu與Tib編號部分）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MongHT編號部分） 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MIKⅢ編號部分） 附：現(xiàn)不知所在的德藏吐魯番文獻 英國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吐魯番文獻（Φ與Дх編號部分） 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吐魯番文獻（Kle-Rob、Rob與SI編號部分）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吐魯番文書研究中日文參考論著目錄 吐魯番文書研究西文參考論著目錄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中所收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的漢文文書,即Ch編號部分有Ch1——Ch6001號，但并非這部分就是6001號（卷）。因為從本卷前言可知，德藏吐魯番漢文文書部分，佛典主要依據(jù)施密特、梯婁主編的《漢文佛教文獻殘卷目錄》第1—2卷、百濟康義編《柏林所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總目》（試行本）、《美因茨資料目錄——原西柏林所藏中亞出土漢文佛典資料》編纂，非佛教文獻則主要是榮新江先生的調查編目，并參考西脅常記《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文獻》和前人陸續(xù)發(fā)表的論文編纂的。據(jù)“凡例”：“一般來說，漢文文書部分，尚未公布原件的文書，而我們又沒有見到原件者，暫缺”。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漢文文書部分（即Ch編號）中有些就是空號，據(jù)筆者統(tǒng)計，空號有Ch260、1399、2645、3225、3940—5500、5553、5647—5999號等共1968個。 雖然漢文文書有1968個空號，但本部分也并非只有4033號（6001－1968）。 因為有許多文書是正反面都有文字，這樣的寫本未做兩號編纂，而是正反面著錄，正面用r表示，反面用v表示。據(jù)統(tǒng)計，正反著錄的號有Ch2、841、1930、2387、3214、3898、5539、6001等，共502號。 有一些文書做a、b著錄。a、b是一個編號拆出兩個紙片，就分別編作某號a和某號b。下面a、b、c、直到j，都是這樣的原因，原本是一疊粘在一起紙片，后來拆出來若干紙片，就在這個號下面用英文字母編號，一個字母就是一件文書。ar就是的a的正面，bv就是b的背面。如Ch63、299、1384、3485、5604等共64號就是用a、b著錄的；Ch681、1006、2124、3885、5643等則是用a、b、c著錄的，如Ch681a、Ch681b、Ch681c；另如3899從a到g共7個號，Ch909從a到h共8個號， Ch446號從Ch446a到Ch446j共10個號，Ch 5610則更多，共有a到f正反面12個號。 從以上統(tǒng)計可知，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的漢文文書，除去空號，實際有4725號。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的漢文和回鶻文文書，即Ch/U編號部分，共2354號；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回鶻文文書，即U編號部分，共編有9192號（其中U5225—5229、U6320—U6342、U6688—U6799、U6906—U6999、U7289—U7999等為缺號），除去缺號，共有2551號；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原藏于Mainz科學院部分）共731號；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Tu與Tib編號部分）217號；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MongHT編號部分）92號；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MIKⅢ編號部分）330號。 以上U、Mainz、MIK III三種編號下面的文書，因為榮新江先生主要是用已有研究成果編目，有研究的就編，否則則缺，所以就有一些缺號。所附現(xiàn)不知所在的德藏吐魯番文獻232號。 英國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613號 正如本卷前言所說：“俄羅斯的收集品來路多，內容廣泛，因此比較混亂。這些吐魯番收集品大多沒有原始編號，由于有不少是從挖寶人那里得來的，其來歷本來就是不清楚的”。在以前的弗路格編號 （即Φ）中就有部分吐魯番文書，后來在俄藏敦煌文書編號（即Дх）中也有部分吐魯番文書。因此，本書的“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吐魯番文獻”，即Φ與Дх編號部分，就有517號；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克列門茲和羅博羅夫斯基收集品中的西域文獻，即Kle-Rob、Rob與SI編號部分共315號；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105號，同時還附有“安卡拉民族學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和“伊斯坦布爾R.Arat藏吐魯番文獻”各1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37號，并附有“羅寄梅氏藏吐魯番文書”1件。 從以上筆者的統(tǒng)計可知，《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共著錄文書12822 號。其中包括個別的重號，如U 4151=MongHT 61。 本目錄除對每件文書的行數(shù)、殘缺、紀年等盡可能加以標示外，還對相關內容作了提示、說明，不僅有助于對文書時、空、性質的認識，而且簡直就是一篇精彩的論辯考析札記。如第60頁Ch734“《春秋后語》卷一《秦語上》（盧藏用注）”的著錄是：“8.6×9cm，5行，寫本四邊均殘，字極工整，大字正文，雙行小注，內容為商君（公孫鞅）故事。背面無字，原本為正規(guī)書籍。在柏林館藏夾住殘片的玻璃板左上角，有標簽題‘史記’；左下角又有一標簽題‘商君傳’，表明最早（二戰(zhàn)前？）整理此卷的人認為是《史記·商君列傳》寫本殘片，Nishiwaki2001從之。對比敦煌寫本P.5523和P.5034，殘卷之大字正文系《春秋后語》卷一《秦語》，對比《太平御覽》、《戰(zhàn)國策》注所引《春秋后語》注文，知為盧藏用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王重民1935年所獲照片，裝照片的封袋上題‘史書（不知名），疑是春秋后語’?！边@條著錄就將此寫本的內容考釋得清清楚楚。另如第77頁Ch938r“《漢書》卷四0《張良傳》”的題記是：“7.7×7.3cm， 5行，字體在楷書與行書之間，有烏絲欄。背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檢《西域考古圖譜》所刊大谷探險隊所得吐魯番文書，其下卷經籍類（5）-（1）和（2）圖所刊寫本，也是一面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另一面是《漢書·張良傳》，兩相對照，字體形制全同，必為同一抄本無疑，兩件所書文字末行相同，上下相差約7或12字。德藏原卷編號表明為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吐峪溝所得。據(jù)《圖譜》，大谷探險隊所得殘片出土地標為‘庫木吐喇’，即庫木土拉（Kumtura）石窟，在古代龜茲國范圍（今庫車西北）。兩說不同，必有一誤?！贝酥洸粌H將本件文書著錄的清清楚楚，而且還與日本所藏進行了對比，進而指出，兩者“必有一誤”，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再如第136頁Ch1635（原無編號）《易卦占》的注錄是：“16.2X19.8cm，正面背面形式相同，正面10行，背面13行。頁左上角有卦圖，四周有小字說明，上下及后面是大字占詞?，F(xiàn)在柏林館藏的玻璃板上有舊標簽，題‘易經’，實際非《易經》本身，而是易卦占卜書。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向達1937年所獲照片?！贝酥洸粌H將文書的形式、內容等作了明確交待，而且還指出了柏林館藏的玻璃板上所貼標簽“易經”的失誤，并且給出了正確的題名《易卦占》。 不僅如此，而且所著錄的題記比前人更為準確。目前，我們使用的主要是池田溫先生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本書中所著錄的有些文書題記，就與池田溫先生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略有不同，如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Ch1891《金光明經》卷三，其題記就與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151頁所錄題記有2字不同；Ch1892《妙法蓮花經》卷一的題記也與《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201頁所錄題記有1字不同，標點也不一樣。池田溫先生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出版于1990年，是中國古代寫本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更是我們案頭的必備工具與資料書。而《總目》所收吐魯番漢文文書，榮新江先生基本上都已過目，而現(xiàn)在的條件比池田溫先生當年編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時更為便利，因此有此優(yōu)長也是應該的，也體現(xiàn)了學術的進步與不斷發(fā)展，但也反映出榮新江先生認真的治學精神和力爭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可貴努力。 據(jù)“凡例”：“本目錄為便于讀者檢索相關研究成果，凡前人有任何著錄、考訂文字或刊布圖版之所在，均列于‘參’字后，一般都標注到頁碼或圖版號”。本目錄參閱資料之豐富，搜集資料之齊全，的確讓人嘆為觀止。如第826頁Or.8212/529《唐景龍三年（709）九月西州都督府承敕奉行等案卷》，所參考的學術論著就有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仁井田陞《スタイン第三次中亞探險將來の中國文書とマヌペロの 研究——法律經濟史料な中心として》、藤枝晃《長行馬》、內藤乾吉《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區(qū)的交通組織長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書研究》、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書考釋——唐代西域陸路交通運輸初探》、張廣達《唐滅高昌后的西州形勢》、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傳馬坊と長行坊》和《北庭都護府の輪臺縣と長行坊——アスタナ506號墓出土長行坊關系文書の檢討な中心として》、孫曉林《試探唐代前期西州長行坊制度》、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和《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和《唐代公文書研究》、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和《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李方《唐西州戶曹參軍編年考證》、《唐西州勾官編年考證》和《唐西州都督府參軍事編年考證》、沙知《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唐軍府掇拾》、黑維強《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例釋》、沙知與吳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等，多達24條，而且都注到研究該文書的頁碼所在，可以說，將國內外所見資料已網絡殆盡了。這種竭澤而漁的資料搜集方式，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榮先生還是一位與時俱進，不斷修正和完善的學者，如在1994年出版的《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981—13624）》第226頁將S.11606—11609定名為“清朝吐魯番文書”，其注記是“殘紙葉邊有編號KAO”，“知出自高昌故城”。而在本書第822頁“英國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部分則定名為“近代吐魯番文書”。其注記是：“根據(jù)原卷上的編號，當為斯坦因考察時代的文書，應歸入斯坦因檔案?！边@里的定名和注記更為準確。 總之，《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是一部不可多得并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目錄索引，其學術含量絕不比一部學術專著低，而且比學術專著的寫作更加困難，對作者的知識儲備要求更高。希望以后的《敦煌遺書總目》及其他的出土文獻目錄編撰，能夠借鑒、吸收《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的這一優(yōu)點。 為什么《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能夠成為一部具有國際學術水平的高質量學術著作呢？這主要取決于主編榮新江先生的學術素養(yǎng)、學術視野和學術水平。 榮新江先生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從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在1988年的北京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沙州歸義軍歷任節(jié)度使稱號研究”而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在國內敦煌學的圈子里，他是走訪海內外敦煌吐魯番文獻收藏單位最多、了解最深入的一位，對世界各國的收藏可以說是了如在胸，其《海內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就是明證，當然這還只是他1995年以前的見聞，現(xiàn)在如果再出版一本增訂本的話，其內容會更加豐富，見解也會更加精辟。 目前，榮新江先生已經在唐史、敦煌學、吐魯番學、中西交通史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其中在吐魯番學方面，除這本厚重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外，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將是唐長孺先生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以后，新發(fā)現(xiàn)文書的集大成著作，其部分論文已在《歷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文物》、《西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作為著名專家的榮新江先生，可以象當年編撰《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981—13624）》一樣，完全有能力個人來編撰《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但他并沒有這樣做，而是組織主編，盡量發(fā)揮各位參與者的長處，如由懂回鶻文的楊富學先生負責各地回鶻文文書的編目；俄藏Дх.17015—17435號的克羅特科夫收集的吐魯番文書，因已在《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刊布，就請從事俄藏敦煌文獻整理、編輯、出版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府憲展、劉景云先生編纂；吐魯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獻，則請懂蒙古文的黨寶海博士負責。正是由于充分發(fā)揮了各自的所長，才更加保證了本書的學術質量，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xiàn)了新江先生寬廣的學術視野和學術胸懷。 同時，本書不掠美，將別人所做的工作實實在在地體現(xiàn)出來，如本卷前言說：“1996年末，我曾有幸走訪葛斯德圖書館，看到了所有的吐魯番文書，也訂購了一些照片，但因為種種原因，所得資料不夠全面，所以一直也就沒有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工作。好在陳懷宇君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利用余暇把這組吐魯番文書做了系統(tǒng)的整理，已撰成《普林斯頓葛斯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漢文寫本》一文，將其發(fā)表在《葛斯德圖書館館刊》上。陳懷宇君把他的文章稿本借給我，我們以他的成果為基礎，對照我所得到的原件照片編制了目錄。此外，在原收藏者羅寄梅氏手中，還有一件吐魯番文書，陳懷宇也做了錄文和介紹。”不僅如此，新江先生還將自己學生所做的工作也完整地給予反映：“先后隨我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的姚崇新、陳懷宇、孫英剛、余欣、畢波、王媛媛、朱立峰、李丹婕、陳昊、文欣、裴成國，先后伸出援手，幫助我抄錄卡片、輸入資料、核對譯名、查找出處、整理格式、校對原文，在十多年的時間里，這些學生都多少不等地為這本目錄做出了貢獻。”我們看看本書的署名，除主編榮新江先生外，編纂者有楊富學、姚崇新、劉安志、畢波、文欣、府憲展、劉景云、黨寶海、陳懷宇、孫英剛、王媛媛、余欣、裴成國、朱立峰、李丹婕、陳昊等16位。 現(xiàn)在的學風遭人詬病，有些老師將學生的成果據(jù)為己有，榮新江先生將合作者的勞動，尤其是自己學生的勞動這樣完全地給予體現(xiàn)的學者實在是太少了，這又是在當前應該大力表彰的。 作為一部優(yōu)秀的論著，有一些這樣那樣的不足，乃至錯誤也是難免的。本書的校對可以說已經很不錯了，但還有個別小的失誤，如附錄中的《吐魯番文獻研究中日文參考論著目錄》，就有個別校對方面的錯誤：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的出版單位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誤為“東京大學出版會”；《敦煌資料》第一輯的編輯單位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將王永興先生的《唐勾檢制研究》多寫了一字，成了《唐勾檢制度研究》。 另外，在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漢文文書部分的Ch116、1186、1763只有r，而沒有v，即沒有反面，按著錄方式，這樣的文書不應出現(xiàn)r。當然，這也可能是由于筆誤失校造成的。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歐美收藏卷前言”第3頁注釋⑦所述德國勒柯克第四次吐魯番考察的報告書《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國第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探險報告》，中華書局已于2008年1月出版了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