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答案考古學比較研究的五個層次
比較研究適用的范圍極廣，只要是兩種以上的文化，不管是對文化的整體，還是對文化中的某項因素，都可以進行比較?？梢詫φ罩信c外國的文化，也可以對照中國境內(nèi)的不同文化。我覺得，在中國考古學范圍內(nèi)展開比較研究，不妨分為下列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中原地區(qū)各文化的比較研究。
這里說的“中原”，比有些人理解的更為廣義一些，是指從陜西關中以至黃河中下游一帶地區(qū)。古代自虞、夏、商、周、漢、唐盛世，王朝建都均不出這個地區(qū)的范限，成為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中國考古學早期的工作地點，主要也是在中原。
中原的考古文化，并不是只有單線的發(fā)展。這方面的認識，在古代史的研究者間已有先驅(qū)。比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所刊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就主張“三代（夏、商、周）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兩個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因?qū)χ哦鸂幎罚驙幎范鸹旌?，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這種東西兩系的觀點，至今對這一時期的考古研究仍有影響。

現(xiàn)在我們知道，中原地區(qū)的考古文化是相當復雜的，如果簡單劃為兩系，未必能反映實際。古代這一地區(qū)的人民究竟應如何劃分，很值得通過比較研究去考察。即使是在秦統(tǒng)一以后，一些文物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也應當通過比較來探索研究。
第二個層次，是中原文化與邊遠地區(qū)文化的比較研究。
這里說的“邊遠”，是就古代的歷史情況而言，也可叫非中原地區(qū)，即中原以外的廣大的地芍。中國從來是多民族、多區(qū)域的統(tǒng)一體，研究歷史文化不能脫離這一前提，但是以往很長一段時間，邊遠地區(qū)的考古工作進行不多，對當?shù)氐奈幕婷擦私庥邢?。這種情況，在近年已有根本的改變?，F(xiàn)在全國各地已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數(shù)量已經(jīng)超過四十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其密集和廣泛，更是前人難于想象的。過去學者多認為商文化限于黃河中下游一帶，如今看來，這種文化的影響范圍要廣大得多。以商代青銅器出土而論，北到內(nèi)蒙古，東到山東，西到陜西和甘蕭一帶，南到廣西，其器物均有商文化特點，表明這種文化的強烈影響。

蘇秉琦先生近年提倡考古學的區(qū)系研究，他所主編的《考古學文化論集》，不少率文都是運用芍系類型理論的。其中有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一篇，以黃河、長江流域古文化區(qū)系與《尚書·禹貢》九州對比，指出古人的九州劃分古老而真實，“視角是處于凌駕諸區(qū)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視角，其視野所及之天下正與中華兩河（黃河、長江）流域文化圈相當，其中，九州分野又與各歷史文化區(qū)大體一致”。這是非常發(fā)人深思的。當然，中國的疆域尚不限于《禹貢》的九州。
中原與邊遠地區(qū)文化的交流影響，是雙向的。在中原以外很多地方能夠看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同時在中原也能找到來自邊遠的文化因素。比較雙方的異同，使我們能更進一步了解中華文明形成發(fā)展的歷程。
第三個層次，是中國文化與鄰近地區(qū)文化的比較。
由于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來，同中國文化關系最密切的，自當推中國周圍的國家地區(qū)。不少學者在這方面作過探討，例如以中國北方以青銅短劍為特征的文化與西伯利亞的文化比較，以中國南方發(fā)現(xiàn)的靴形鉞、銅鼓與東南亞的文化比較。再如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兩國學者長期以來從考古學方面加以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課題。這一類實例，可謂不勝枚舉。

第四個層次，是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環(huán)太平洋諸文化的比較。
上面談到的中國同鄰近文化的比較，自然也包含了這個層次的一部分。
太平洋的周圍，有亞洲的東部，有美洲，也有大洋洲。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后，位處舊大陸的太平洋沿岸的東亞、東南亞，與遙遠的美洲等地古代有否往來，一直是人們關心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古代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其影響曾否遠越重洋，引起學者許多推測。章太炎寫過，法顯發(fā)現(xiàn)西半球說》云公元5世紀中國僧人法顯至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中國）文物制度之蛻形”。隨后有類似想法的論作頗多，外國也有持這種意見的作品。無論將來能不能證實往來關系的存在，對環(huán)太平洋各地的文化進行比較研究肯定是有益的。
第五個層次，是各古代文明之間的比較。
這是說的，是指古代獨立形成的各個文明，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Glyn Daniel）在他的《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中曾有討論。中華文明，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的古代文明之一，有著自己獨立的起源和發(fā)展。但正如夏鼐先生所講，“中國文明的產(chǎn)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發(fā)展，但這并不排斥在發(fā)展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對照分析，去考察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普遍法則。1986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愛爾麗舉行了題為“古代中國與社會科學的一般法則”的學術討論會，不少論文即以中國與近東、美洲的古代文明作出比較研究，有所收獲。
在這種比較研究上，應該反對唯傳播論的觀點。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的人們，在歷史前進到類似階段時，會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藝和美術的創(chuàng)造，不可把這種現(xiàn)象一律視為傳播的結(jié)果，否則就會導致錯誤的推論。同時又必須承認，古代人民的活動范圍每每勝過今人的想象，文化因素的傳播會通過若干環(huán)節(jié)，達到很遙遠的地方。這里要求實事求是，也就是真正科學的態(tài)度。
比較研究還可以從更廣義的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的類似因素可供對照比較，同一文化里的不同因素（例如表面上看來互不相干的幾種器物）也可供參照研究。有意地利用這種方法，將會使考古學的內(nèi)涵更為豐富多彩。如果這種方法能為多數(shù)學者接受運用，有可能成立新的學科分支，即比較考古學。